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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论语•子罕》古今误读章句辨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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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  彦

本文刊发期刊《语文学刊》5+101.

摘要:《论语·子罕》篇“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。”章解读历来争论较大,传统解读以句读为基础分为三种观点,但不论哪一种观点,都出现语义不通、缺乏逻辑关系的问题。其关键因素在于对字词的解读多注重“与”字,而忽略“言”字。如果把“言”解为“谈论”或“言说”,不可避免地出现先后缺乏逻辑关系的语义不通问题。但如果把“言”引申为“贪图”,此章本意便可迎刃而解。另章“子曰:‘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也有争议,“究竟是正其篇章呢?还是正其乐曲呢?”传统解读“以为主要是正其篇章”,但如果按语义分析,事实上是正其乐曲。

关键字:言利;与命;与仁;乐正;其所

 

《论语》解读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重大课题。时至今日,很多章句还在争论之中。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莫衷一是。其中《子罕》篇“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。”和“子曰:‘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两章争议较大。本文将在质疑古今权威注解(分别基于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和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)的基础上,对此两章进行辨正,以求教于诸位同仁。

一、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。

本章解读以句读为基础分为三种基本观点,一是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二是“子罕言利,与命与仁。”三是“子罕言利与命,与仁。”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[1](以下简称朱注)注:“罕,少也。程子曰:‘计利则害义,命之理微,仁之道大,皆夫子所罕言也。’”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[2](以下简称杨注)注:“《论语》一书,讲‘利’的六次,讲‘命’的八、九次,若以孔子全部语言比较起来,可能还算少的。因之子贡也说过,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,不可得而闻也。’至于‘仁’,在《论语》中讲得最多,为什么还说‘孔子罕言’呢?于是对这一句话便生出别的解释了。金人王若虚(误缪杂辨)、清人史绳祖(学斋佔毕)都以为这句应如此读:‘子罕言利,与命,与仁。’‘与’,许也。意思是‘孔子很少谈到利,却赞成命,赞成仁。’黄式三(论语后案)则认为‘罕’读为‘轩’,显也。意思是‘孔子很明显地谈到利、命和仁。’愚夫先生(论语疏证)又以为‘所谓罕言仁者,乃不轻许人以仁之意,与罕言利命之义似不同。试以圣人评论仲弓、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、令尹子文、陈文子之为人及克伐怨欲不行之德,皆云不知其仁,更参之以儒行之说,可以证明矣。’我则以为《论语》中讲‘仁’虽多,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别人问答之词,另一方面,‘仁’又是孔门的最高道德标准,正因为少谈,孔子偶一谈到,便有记载。不能以记载的多便推论孔子谈得也多。孔子平生所言,自然千万倍于《论语》所记载的,《论语》出现孔子论‘仁’之处若用来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,可能还是少的。诸家之说未免对于《论语》一书过于拘泥,恐怕不与当时事实相符,所以不取。”按朱注、杨注,孔子很少谈利、命、仁,很多学者都已注意到,孔子并非罕言利、命、仁,特别是仁,在《论语》中出现次数多达百次以上。即使利,也并非罕言,“子曰:‘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这里,孔子将利与义形成对比,其有对立之意,因此,谈义就是谈利,甚至君子就包含有谈利,所以,说孔子罕言利也不成立。至于杨注之推测显然有失史料支撑,不值得信。第二种和第三种解读,是基于《论语》中言利、言命、言仁次数而作出的推测,要么认为子罕言利,却赞成命和仁,要么认为子罕言利和命,但肯定仁。我们从语义的角度理解,不论孔子很少谈财利,却赞成命与仁,还是孔子很少谈财利与命运,但赞成仁,“很少谈……赞成”语义不通,译文之意为“很少谈”和“赞成”构成对立之意,但“很少谈”并不一定不“赞成”,“赞成”并不一定“很少谈”,他们构不成对立关系,语义不通,缺乏逻辑关系。因此,此两解也不成立。

在传统解读中,就字词注解,主要集中在“与”字上,很少有人对“言”作新注解或质疑。本解认为,解读本章,首先要从“言”入手。如果认为“言”就是“言说”,本章自然就会有逻辑上的语义不通问题,但是,如果将“言”解读为计较、贪图,“罕言”解释为很少贪图或不贪图,整章意思就明白了,也不会产生逻辑上的语义不通。本解认为,言,引申为计较、贪图的意思。罕言,不贪图。第一个与,敬服的意思,与命,用孔子的另一句话说就是“畏天命”(《季氏》)第二个与,赞许的意思。在这里,利、命、仁并不是并列关系。本章主题是“罕言利”,“与命与仁”是对“罕言利”原因的解释。

本章意思为:孔子不贪图财利,因为他敬服天命赞许仁德。

本章的深刻含义是,孔子不贪图财利,为什么?一因孔子敬服天命,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由上天决定,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,即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”(《颜渊》),亦即“道之将行也与?命也;道之将废也与?命也。”(《宪问》)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命中有时终须有,命中无时莫强求”。二是因为孔子赞许仁德,主张取财有道。正如孔子所言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;如不可求,从吾所好。”(《述而》)因此“子曰:‘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。’”(《述而》)

二、子曰:“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

朱注:“鲁哀公十一年冬,孔子自卫反鲁。是时周礼在鲁,然诗、乐亦颇残缺失次。孔子周流四方,参互考订,以知其说。晚知道终不行,故归而正之。”此处笼统地说正诗、乐。杨注:“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——《雅》和《颂》一方面是《诗经》内容分类的类名,一方面也是乐曲分类的类名。篇章内容的分类,可以由今日的《诗经》考见;乐曲的分类,因为古乐早已失传,便无可考证了。孔子的正《雅》《颂》,究竟是正其篇章呢?还是正其乐曲呢?或者两者都正呢?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和《汉书·礼乐志》则以为主要的是正其篇章,因为我们已经得不到别的材料,只得依从此说。孔子只‘正乐’,调整《诗经》篇章的次序,太史公在《孔子世家》中因而说孔子曾把三千余篇的古诗删为三百余篇,是不可信的。”按杨注,孔子正的是篇章,即《雅》《颂》。杨注将本章译为:孔子说: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,才把音乐的篇章整理出来,使《雅》归《雅》,《颂》归《颂》,各有适当的安置。”如果按杨注的理解,孔子反鲁之前,《雅》不《雅》,《颂》不《颂》,事实上,《雅》为朝廷之乐,贵族作品;《颂》为宗庙祭祀乐歌,是歌颂祖先功业的,《雅》、《颂》有明显区别,不存在《雅》不《雅》、《颂》不《颂》的问题,而且,周时就有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别,所以,杨注译文“使《雅》归《雅》,《颂》归《颂》,各有适当的安置。”欠妥。本解认为,“乐正”很明显是对乐曲的整理和修订,不存在篇章问题。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,是说《雅》《颂》各自有了自己的乐曲。因为“乐正”,才使《雅》有《雅》曲,《颂》有《颂》曲,即各得其所。据《孔子世家》:“古者诗三千馀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厉之缺,始于衽席,故曰‘关雎之乱以为风始,鹿鸣为小雅始,文王为大雅始,清庙为颂始’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“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”很明确是对篇章“弦歌”,因而“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所以,孔子“乐正”是正其乐曲。

本章意思为:孔子说:“我自卫国返回鲁国,然后把乐曲进行了整理修订,使《雅》《颂》各自都有其乐曲。”

歌曲由词和曲两部分组成,而且词曲要搭配,欢乐的词要有欢乐的曲,悲哀的词要有悲哀的曲,否则,歌曲不可能表达应有的意思和情意。同时,欢乐的场合不能唱悲哀的歌曲,悲哀的场合不宜唱欢乐的歌曲,在什么场合就要唱什么歌,否则,不合礼。古之《雅》《颂》非常注重礼,孔子乐正,就是根据《雅》和《颂》的内容以及歌唱场合所作的符合礼仪之正。

 

参考文献:

[1]朱熹.四书章句集注.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1.12.

[2]杨伯峻.论语译注.中华书局,1980.12.


作者: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2年05月30日